二、“亚投行”的讨论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主权信贷问题

笔者在前面的综述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作为“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投行”的战略目标。记者在对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研究如何化解巨额外汇储备存量进行报道时使用了“4万亿外储‘下天山’”这样的文章标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施，亚投行、丝路基金启动，彰显了中国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的战略布局。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东风。

中国的对外投资、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在外汇储备基础之上?只要具备政治经济学基本常识的人，都会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主权信贷作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战略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去做，它不仅会拖延巨额外汇储备成因的解决，而且还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严重障碍，从而成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

首先，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确实要比购买美债更合理，但是，作为长期战略却是短视的，因为再不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的问题，“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不仅无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而却很有可能演变为替外国资本打天下。

从2005年开始，人民币基础货币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元为基础发行的，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中国财政、货币和金融制度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币信用本位制被颠覆，美元本位制构成了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核心，人民币成为美元的代用券，美元霸权完全支配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元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元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如果加上货币黄金等其他国际资产则高达28.02万亿元，甚至超过了基础货币规模，这表明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已经基本上是以美元等外汇为保证，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这说明巨额外汇储备是由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所导致的，在人民币成为美元代用券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使用美元等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难道不是在扩大美元的流通范围和影响力吗?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在和人民币国际化争夺地盘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难道不是在睁眼说瞎话吗?

确实，亚投行不使用人民币结算，对人民币国际化没有意义;但是，当人民币都是以美元作为抵押发行出来的时候，即使使用人民币作为“亚投行”的结算货币，人民币结算难道不是徒有虚名吗?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是国内信贷的自主权，如果人民币的老窝都被抄了后路，放到国外的人民币将是无根的浮萍，存在着被美元操纵和狙击的巨大风险。

其次，在没有解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问题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给他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廉价的资本融资，国内本身的资金供给问题并非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所认为的“不是问题”，而是大成问题。

近10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中的乱象，如货币信贷空转、货币信贷快速扩张与流动性紧张、影子银行和高利贷盛行，其原因就在于高利率和高利差，而高利率高利差的根源则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央行为了回笼因为外汇储备增加而超发的基础货币，采取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2014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1.62%，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利率为0.72%，平均在1.5%左右，远低于商业银行负债的综合成本。因此，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同时扩大资产负债规模，才能抵补缴存存款准备金的机会成本。这就形成了中国高储蓄率和全球超低利率背景下的国内大规模货币信贷投放与利率利差居高难下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以超低利率为科技创新融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却在比其高几倍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得过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在华的跨国公司?

再次，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导致了国内信贷渠道基本关闭，主权信贷的丧失不仅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而且还成为扼杀我国民营企业的强有力的杀手。

美元流入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但是，这犹如海员在大海中航行中一样，“水，水，到处都是水，但一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基础货币掌握在拥有美元的外资和外贸企业手中。为了避免增发大量基础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紧缩信贷，信贷紧缩导致大量民营企业特别是面向内需的企业无法从正规银行系统贷到资金，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是影子银行产生的原因)，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效益较好的企业也不得不被迫通过向外国银行借入美元、中外合资、出售股权和海外上市等方式加入到美元经济来规避信贷紧缩政策的扼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外资可以倒入美元，因此不受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信贷紧缩措施的影响，其结果是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就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租界”，外资通过用美元换到手的人民币发放高利贷、收购经营困难的中国企业，迅速扩大和加强了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我国的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美元化使我国财政损失了高达20万亿的巨额铸币税收入，这是导致我国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严重缺乏资金的基本原因，也是产生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纸币制度下，由于印刷纸币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增基础货币可以粗略视作铸币税。铸币税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量也要相应增加，简单地说，如果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0%，基础货币供应量就要相应增加10%(实际上，我国的这个数据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不新印钞票，中国经济就会通货紧缩，这将导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跌，企业贷款利率上升，生产者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只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超过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只要一国劳动力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或资源利用不足，新印货币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每年新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是不需要回收的，这些新增的基础货币就是铸币税。一国央行可以通过该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将这些不需要回收的基础货币注入经济体系之中，从而使其成为国家财政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但在人民币基础货币以外汇占款形式发行时，我国就无法使用这种巨额“免费午餐”的财源。200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只有4032.51亿美元，而到2013年底则达到3.82万亿美元，10年间增长8.5倍，外汇规模严重失控。按照国际经验，外汇储备只要能够满足3个月进口需求就是正常的外汇储备，按照这一标准，2013年我国正常外汇储备应该是5500亿美元左右，超过的部分即3.27万亿美元就是我国财政部损失的铸币税收入，如果按1美元兑6.5元人民币计算，则高达21.3万亿元人民币。这21.3万亿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是不需要清偿的，是政府的一种“无中生有”的巨额“税收”，既不需要归还，也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它相当于2013年2.6万亿元人民币高铁债务的8倍，或者大致上等于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9万亿的两倍，换言之，如果我国没有损失这种“无中生有”的21.3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税收”，在抵补了2013年的高铁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后，还可以有7.8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增加科技投入、提高教育经费开支和填补养老金亏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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